藍皮書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黃群慧指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處于不同的工業化階段，擁有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并形成了不同的優勢產業類型。而這些產業也形成了三種不同的梯度，即技術密集型與高附加值產業（工業化后期國家）、資本密集型產業（工業化中期國家）、勞動密集型產業（工業化初期國家）。
A 沿線國家仍處于工業化進程中
藍皮書在已有相關研究基礎上，具體到國別，細化到產業，并上升至戰略，利用工業化綜合評價體系，測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工業化進程。研究結果表明，“一帶一路”沿線65個國家之間工業化水平差距較大，涵蓋了工業化進程的各個階段。總體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總體上仍處于工業化進程中，且大多數國家處于工業化中后期階段，大體呈現“倒梯形”的結構特征。
藍皮書利用對外商品結構數據和地區結構數據，對不同工業化階段代表性國家的工業產出產品的類型、產能合作過程中的供給和需求、中國與這些國家產業對接潛力進行分析，系統研究中國與其他沿線國家的合作基礎和合作格局。結果發現，不同工業化階段的國家在產能合作進程中，可以尋找到不同的角色定位，共同培育以“互補合作”為主導的產能合作“新雁陣”模式。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部部長趙昌文表示，藍皮書選擇“一帶一路”來研究各個國家工業發展與合作是一個非常好的視角。“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階段的差異性非常大，65個國家中涵蓋了從低收入國家到高收入國家。“工業化進程”這一關鍵詞的選擇也非常準確，研究“一帶一路”的工業化進程非常重要。也就是說，將“一帶一路”與“工業化進程”兩個關鍵詞放在一起研究意義重大。
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李平指出，工業化進程實質是現代化進程。在現代化進程中，產業結構的不斷轉化，通過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的轉化，推動了經濟發展。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工業化進程的研究，抓住了“一帶一路”的根本和核心。他對藍皮書的發布給予高度評價：“這是截至目前，研究‘一帶一路’最優秀的、理論功底最扎實的、最實用的報告。”
B 中國工業化進程遠未結束
“‘十二五’期間，中國工業化水平有了實質性提高，從工業化中期步入了工業化后期。這在中國工業化進程中具有標志性意義。”黃群慧指出，“對于步入工業化后期的中國而言，其工業化進程還遠未結束，工業的重要地位并未改變。”
2014年，中國的工業化綜合指數為83.69，位于工業化后期的中段，“十二五”（2010~2014年）時期中國的工業化工業化年均增長速度為4.4。“十二五”時期中國工業化水平有了實質性的提高，從工業化中期步入了工業化后期。
十八大報告指出，中國要在2020年基本實現工業化，即使考慮到步入工業化后期。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中國經濟增速將從高速轉向中高速，預計到2020年中國的工業化水平綜合指數也將達到100，從而達到基本實現工業化的目標。
但是，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呈現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特征，上海、北京、廣東、江蘇、浙江、天津等東部地區大多已經步入后工業化時期，而大部分中西部地區還處于工業化中期。
“十三五”乃至更長時期，推進中國工業化進程的區域協調發展任務還十分艱巨。
黃群慧說：“更需指出的是，步入工業化后期，實現工業化并不意味著工業化時代的終結，當今整個世界仍處于工業化時代，對于步入工業化后期的中國而言，其工業化進程還遠未結束，工業的重要地位并未改變。”
黃群慧強調，必須認識到，工業本身所蘊含的生產能力和知識積累卻是關系一國經濟長期發展績效的關鍵。工業特別是制造業不僅是技術創新的主要來源，而且還是技術創新的使用者和傳播者。國際金融危機后，歐美等工業化國家認識到“制造業空心化”所帶來的巨大問題，紛紛推出“再工業化”戰略和各類制造業振興計劃，包括美國的《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德國工業4.0計劃、法國新工業法國34項計劃等等，掀起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熱潮。
黃群慧說，我國推出了“中國制造2025”，這對推進我國從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轉變、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深化我國工業化進程具有重要意義。
C 工業化的“外溢”效應凸顯
黃群慧指出，到2020年中國將基本實現工業化，這將使世界的工業化進程發生跨越式的發展，而中國工業化對世界工業化進程的貢獻還不僅如此。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無論是國際經濟環境，還是國內經濟條件，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國際經濟不確定性增強，國內經濟發展的結構性矛盾凸顯，我國正步入增速減緩、結構趨優、動力轉換的經濟新常態。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推出以全方位開放新格局為目標的“一帶一路”戰略。
2013年9月和10月，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分別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帶一路”戰略構想。“一帶一路”旨在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主動地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初步看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至少涉及到涉及包括東南亞、中亞、中東歐等地區的65個國家（中國包括在內），其是世界上跨度最長的經濟大走廊，也是世界上最具發展潛力的經濟合作帶。
“一帶一路”發端于中國，貫通中亞、東南亞、南亞、西亞乃至歐洲部分區域，東牽亞太經濟圈，西系歐洲經濟圈，覆蓋約44億人口，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人口和經濟總量分別占全球的63%和29%。
黃群慧告訴記者，從工業化視角看，“一帶一路”戰略的推出，表明一個和平崛起的大國的工業化進程正在產生更大的“外溢”效應。中國將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通過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互通互聯”，實現工業產能合作以及其他各個方面的更廣、更深層面的區域經濟合作，從而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產業升級、經濟發展和工業化水平的進一步提升，這對世界工業化進程的推進意義巨大。
D 沿線國家呈“倒梯形”結構
黃群慧指出，藍皮書基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工業化水平的評價結果，對這些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所呈現的基本特征進行了總結。
評價結果顯示，工業化水平最低的是位于南亞的尼泊爾，工業化綜合指數為0，且各項指標評價均為最低。其中，人均GDP為1345美元，僅僅比位于倒數第一的阿富汗多200美元；第一產業占比34.3%，居65個國家的首位；制造業增加值占總商品生產部門增加值比重為12.8%，居倒數第六位；人口城鎮化率為18.2%，處于65個國家的末位；第一產業就業占比66.5%，居65個國家的首位。
工業化水平最高的是東南亞的新加坡和中東的以色列，工業化綜合指數均為100。新加坡人均GDP為58523美元，居65個國家的第二位，僅次于卡塔爾，以色列人均GDP為27860美元，居第八位；新加坡第一產業占比僅為0.03%，是65個國家中一產占比最小的國家，以色列一產占比1.4%；新加坡制造業增加值占總商品生產部門增加值比重為74.6%，居首位，以色列該比重為63%；新加坡人口城鎮化率為100%，以色列人口城鎮化率為92.1%，居第三位；兩個國家第一產業就業占比均在1%左右，為65個國家中最低的。其他國家的工業化水平則分布在各個不同的階段，除了處于后工業化階段的兩個國家之外，工業化綜合指數最高的幾個國家中有1個位于東南亞，9個位于中東歐，2個位于西亞、中東，按照指數大小依次為黎巴嫩、斯洛伐克、波蘭、馬來西亞、土耳其、愛沙尼亞、斯洛文尼亞、白俄羅斯、立陶宛、拉脫維亞、匈牙利及捷克。而除了處于前工業化階段的尼泊爾之外，工業化水平最低的幾個國家分別為位于中亞的塔吉克斯坦，位于東南亞的緬甸、柬埔寨、東帝汶以及位于中亞的阿富汗。
藍皮書指出，總體來看，“一帶一路”沿線65個國家之間工業化水平差距較大，涵蓋了工業化進程的各個階段。其中，處于前工業化時期的國家只有1個，處于工業化初期階段的國家有14個，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的國家有16個，處于工業化后期階段的國家有32個，而處于后工業化時期的國家只有2個。可以看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總體上仍處于工業化進程中，且大多數國家處于工業化中后期階段，大體呈現“倒梯形”的結構特征。這充分說明了“一帶一路”戰略“涵蓋面寬”和“包容性強”的重要特征。與中國處于同一工業化階段的國家有俄羅斯，中東歐的克羅地亞、塞爾維亞及羅馬尼亞，西亞、中東的巴林和約旦。
有14個國家的工業化水平高于中國，有44個國家的工業化水平低于中國，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工業化水平處于上游的位置。
若從各大板塊來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工業化水平的特征，可以發現中亞五國分布在工業化初期和工業化后期兩頭，東南亞和南亞的國家大部分處于工業化初期，而中東歐和西亞、中東的國家大部分處于工業化后期階段，只有一個國家位于工業化初期階段。
E 出口貿易和產能合作潛力巨大
藍皮書指出，2014年，中國出口的前五大類商品分別是機電產品（資本密集型），紡織品及原料（勞動密集型），賤金屬及制品（資本密集型），家具、玩具、雜項制品（勞動密集型），化工產品（資本密集型），其中機電產品的出口占總出口的近一半。
從出口商品結構來看，高科技類產品的比重相對較高。從出口商品的地區分布來看，美國、日本、英國、德國等是中國主要的出口對象，這說明中國的對外商品貿易仍然以發達國家為主。中國向“一帶一路”沿線64個國家出口的機電產品僅占機電產品總出口的21.75%，紡織品及原料向64個國家出口的數量占紡織品及原料總出口的33.9%，其中越南進入前六位。
在賤金屬及制品的出口中，越南和馬來西亞分別是排中國第三位和第五位的出口對象。在化工產品的出口中，印度和印尼分別為排第二位和第六位的出口對象。在塑料、橡膠的出口中，俄羅斯和印度分別排第四位和第五位。可以看出，中國對“一帶一路”64個沿線國家的出口，只是涉及相鄰或相近的周邊國家。
機電產品（資本密集型），礦產品（資源密集型），化工產品（資本密集型），運輸設備（資本密集型），光學、鐘表、醫療設備（資本密集型）是中國進口的前五大商品。通過與出口前五大商品對比，可以發現，中國的對外貿易目前處于以勞動、技術換資源、技術的階段。從進口商品結構來看，原料類產品和一些技術含量較高的產品是中國主要的進口商品類型。中國從“一帶一路”64個沿線國家進口的機電產品僅占機電產品總進口的16.15%，進口的運輸設備僅占4.64%，光學、鐘表、醫療設備僅占5.97%。而從這些國家進口的礦產品則占了礦產品總進口的50.43%，其中沙特阿拉伯、俄羅斯、伊朗分別排第二位、第三位和第六位。可以看出，中國對“一帶一路”64個沿線國家的進口，目前以初級產品為主。
黃群慧說，中國對64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口范圍的局限性、進口商品的特定性，從側面反映出中國參與“一帶一路”產能合作的潛力巨大。進一步開拓國際市場，構建對外開放新格局，讓能夠充分展示中國創造實力的優勢產業“走出去”。而目前產能過剩是中國第二產業面臨的主要發展瓶頸，鋼鐵、水泥、電力、煤炭等傳統重工業，紡織、造紙、制革等部分輕工業，以及多晶硅、風電設備、船舶等一些新興產業都未能幸免，這些產業涵蓋勞動、資本、技術密集等各種類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大部分國家的工業化水平低于中國，面臨著工業化發展的巨大任務，因此，除了優勢產業的轉移外，讓中國趨于過剩而其他國家卻急缺的質優價廉產品“走出去”成為中國參與“一帶一路”產能合作的又一重大目標，實現合作雙方供需互補、各施所長、各盡所能的良好狀態。
F 打造歐亞區域經濟一體化新格局
黃群慧指出，雁陣模式的核心是產業轉移，目的是整體生產網絡的形成。“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處于不同的工業化階段，有著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并形成了不同的優勢產業類型。而這些產業也形成了三種不同的梯度，即技術密集與高附加值產業（工業化后期國家）、資本密集型產業（工業化中期國家）、勞動密集型產業（工業化初期國家）。
隨著中國廉價勞動力時代的終結，勞動密集型產業（如紡織品、玩具等）有望向以東南亞部分國家為代表的工業化初期國家轉移，資源密集型產業（如能源產品、化工產品、金屬制品）可以向以中東歐部分國家為代表的油氣豐裕國家及以中亞部分國家為代表的礦產資源豐裕國家轉移，而中國可以擴大對這些國家資本、技術及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部分技術密集和高附加值產業（如機電產品、部分裝備制造產品），則有望向以中東歐部分國家為代表的工業化后期國家轉移，實現技術的互通有無。
如此一來，第一產業梯度國家的產業升級會帶動第二產業梯度國家的相應升級，第二產業梯度國家的產業升級也勢必會帶動第三產業梯度國家的相應升級，進而實現“一帶一路”國家產業鏈的有效轉移和分工明確的生產網絡的構建，形成“新雁陣”分工和合作模式。
而之所以稱為“新雁陣”，是因為從日本的“雁陣崩潰”中可以看到：一個由封閉的、只以產業結構自我完善為最終目的的雁首所牽頭的雁陣模式是難以為繼的。“新雁陣”模式的建立需要中國充分挖掘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的互補性，建立雙贏、合理的國際分工體系，打造歐亞區域經濟一體化新格局，而這也正是“一帶一路”戰略提出的主旨。 來源：中國工業新聞網
